毛泽东传,铁窗生涯

2019-11-05 作者:优德88手机版   |   浏览(197)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①。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②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④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⑤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⑧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⑨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⑩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⒀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⒃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虽说希特勒发动的政变以失败告终,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似乎已经完蛋了。但是从日后的实际情况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暂时中断了一个时候,而且时间也不太长。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⒅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⒆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⒇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4)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5)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悦:“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6)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27)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8)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29)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0)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1)
  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2)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3)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4)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5)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6)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7)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8)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9)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0)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①“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③。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④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⑤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⑥。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⑦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⑧。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⑨。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⑾。“‘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⒀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成效。这个报告后十多天,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希特勒是个脑子机灵而且惯于投机的人。他看到,他受审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把他逮捕起来的巴伐利亚军政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审判于1924年2月26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借勃卢登大街步兵学校旧址举行。经过24天的公审,希特勒反而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以他的滔滔诡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①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⑧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⑩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⑾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⒀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⒄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⒅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5)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0)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方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7)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3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0)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1)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页。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应该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过于隔膜,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却成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关心的焦点所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⒁他还指出,为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⒂这样,共产国际就选中了王明。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都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⒃
  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⒅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⒆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⒇“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21)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22)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23)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个囚徒中最有名望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希特勒的第一次发言花了四个小时,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1920年3月13-17日,德意志祖国党人卡普发 动军国主义者和国防军军人的政变。企图推翻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暴动分子占领了柏林政府大厦,驱走了国民议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成员,宣布成立以卡普为首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由于工人发动总罢工和对暴动分子的武装斗争,暴动失败。参加者的覆辙。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而希特勒却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傲然声称:对于政变"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24)。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25)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退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26)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27)。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29)
  张闻天在会上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30)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三月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31)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十二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32)张国焘不听劝导,在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33)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三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共和政府的三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希特勒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希特勒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巴伐利亚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

  三月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34)
  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35)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6)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7)
  在二十四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38)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正如毛泽东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这三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面对着希特勒的挑战,卡尔和赛塞尔沉默不言,只有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头目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他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四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39)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41)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42)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43)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44)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45)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史,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47)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简称“抗大”。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50)。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51)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毛泽东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2)
  但是,对于抗大中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则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在抗大校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在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53)
  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二十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54)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56)。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二十五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希特勒滔滔不绝,口如利剑,他援引了音乐家瓦格纳的例子。"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一样,曾对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不愿享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况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回忆他当时去延安访问的动机:“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59)抱着这样的目的与心情,一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中外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和宣传党的主张的极好机会,在繁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接见来访人士。
  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这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63)
  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去延安前说:“如果我能亲眼看看,我就能证实真实的情况。”(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尔逊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65)事后,这些记者将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况介绍出去,毛泽东被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希特勒说:"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思想家的大脑,日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①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③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9月25日。
  ⑨ 《中共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1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22日。
  ⑾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
  ⑿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朱德的电报,1937年11月15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87—396页。
  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
  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⒃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4、225、226页。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2日、13日。
  (24)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的电报,1937年12月17日。
  (25)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
  (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
  (2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
  (32)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年4月12日。
  (33)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7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
  (3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
  (39)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48)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页。
  (49)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67、268页。
  (50)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词记录,1938年3月20日。
  (51)刘白羽:《延河水流不尽》,《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
  (5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0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98页。
  (55)毛泽东对陕公第6、7、8、9、10队毕业同学的讲话记录,1938年3月3日。
  (56)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10月19日。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6页。
  (5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1)诸述周:《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6月14日。
  (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页。
  (63)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的赠言手迹,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页。
  (65)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

   虽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对"治理一国人民"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在监牢里静候审判的时候,他已经分析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并且立誓要在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他实现了夺取全国政权目标以后回想到这些思想时,他对聚集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纪念政变的老部下说,"我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还捏一把冷汗……但是命运没有为难我们。它并没有让那个行动成功,因为那个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也必然会由于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

   当这位纳粹领袖在审判期间同法官和检察官以唇枪舌剑作战的时候,他已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纳粹国家了。下一次,他就要争取德国陆军赞成他,而不是反对他。他在最后发言时,就表现了同陆军修好的想法。他没有片言只字谴责陆军。他说,"我相信,时候总会来到,今天在街上站在万字旗下的群众到那时就会同向他们开过枪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听说开枪的是绿衣警察,不禁感到高兴,因为玷污清白历史的不是国防军;国防军仍一如既往,白璧无瑕。总有一天,国防军不分官兵,都将站在我们一边。"

   这是个准确的预言,但是说到这里,主持审讯的法官打断了他的话。"希特勒先生,你刚才说绿衣警察玷污了清白历史。我不许你这么说。"可是这个被告一点也不去理会法官的训斥,他更加放肆地说:"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听候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

   希特勒那咄咄逼人的狡猾目光,死死地盯着法官们。他继续说:"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希特勒的诡辩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尽管德国刑法第81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是,希特勒却仅仅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年徒刑。即使这样,群众舆论也表示判得过重,因此主审法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6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因他仍拥有奥地利国籍)而驱逐出境的尝试遭到失败。判决是在1924年4月1日作出的。不到9个月,即在12月20日那天,希特勒就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活动。

本文由优德88手机版发布于优德88手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毛泽东传,铁窗生涯

关键词: